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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没能贵于一切是最大国耻   

2016-05-14 09:4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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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笑 蜀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可以叫做“战损”。但是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叫什么呢?难道叫“和损”么?这显然太荒唐。迄今为止,没人能就和平年代的非正常死亡给出一个通用的说法,因为人们相信,和平时代不应该有非正常死亡,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也就因此,文明国家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天大的事。如果死于私力,责任人会倾家荡产。死于公力最敏感,像台湾洪仲丘事件那样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其实算轻的了,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动。2015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大暴动,导火线即是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遭白人警察逮捕后伤重死亡。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则因为黑人罗德尼·金交通违规并拒捕遭警察殴打。暴动持续整整四天,导致更多伤亡,政府不得不出动陆军来平息局势。事后,四名涉案警员被联邦法院以违反民权被审判,其中两名警察被裁定有罪,判处30个月监禁。受害人罗德尼·金控告洛杉矶市政府,获得了380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人说人命关天。但在文明国家,人命不是关不关天的问题,人命就是天。死于非命,尤其死于公权力之手,就是天塌下来。老百姓甚至会不惜拿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劲头,来跟公权力拼命。还有什么样的压力,能比这压力更大?如此压力之下,哪还死得起人?哪个政府敢懈怠?固然这仍不可能杜绝天灾人祸,仍不可能零死亡,但非正常死亡的最小化则是一定的。

 

在文明国家中,美国警察的权力可能最大。甚至中国的警察,也常常不免羡慕。但美国警察权力再大,大不过生命,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碰这个高压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一切,无疑根植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敬畏生命的传统。即便战争年代,这传统仍不可撼动,所以才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述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惊讶,但在美国那其实很平常。所以美国军方才会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不仅战时,而且和平时代,而且永远,在全世界范围专职搜索失踪的美国将士及遗骸,穷尽一切努力,把他们送回国内隆重安葬。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足以令每个生命感动。

 

也恰恰是这样的国家,即以国民的生命价值为其核心价值的国家,才最强大。因为它最能激发人的尊严,激发人的潜能。不止美国,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二战期间,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曾在印度接受全套美式训练的国军。此前中国军队基本没有战场救护的概念,战场上受伤即成累赘,受伤即被抛弃,受伤即等于死亡。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国军印度受训颠覆了这个传统。其所谓全套美式训练,就包括了战场救护训练,建立了完善的战场救护系统。这给了国军官兵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生的希望。他们真正作为人站起来了,而有尊严的人和没有尊严的奴隶,其内在的力量当然有云壤之别。所以国军才会在滇缅战场异常生猛,常常以一当十,而令全世界震惊:原来中国人不是病夫,原来中国军队也会打仗。


可惜,国军印度受训在中国是特例,其战场救护背后的价值观,并没有融入主流,惠及全社会。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毛泽东的两句话可以代表。一句是战争年代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另一句是和平年代的:“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里,战时跟和平时期,观念上没有任何分别,即都是轻贱生命。这就注定毛时代的中国,实际仍是战时的延续,战争体制和战争思维仍支配着全社会尤其支配着统治机器。也就因此,在整个毛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抗战八年中国伤亡三千五百万,毛时代仅仅一个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就高达三千七百多万。

 

这一切,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确实大有改观。如茅于轼先生断言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不再有毛时代动辄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即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势头得到遏制。这确实是中国社会朝着正常化方向转型的显著标志。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型太慢,固然没有了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但碎片化的非正常死亡,仍到处蔓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煤矿、非煤矿山、建筑行业、危险化学品行业、烟花爆竹行业等高危行业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暴力维稳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仍居高不下,如果用“战损率”来替代,当下中国的“战损率”在世界范围都名列前茅。而且这一切,往往都是体制性的。

 

这一切,都凸显一个问题,即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价值观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把生命放到核心位置。太多东西凌驾于生命之上,经济发展凌驾于生命之上,政权安危凌驾于生命之上……。价值观的缺陷注定了一系列的生命悲剧,注定了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免于恐惧尤其是免于非正常死亡的自由。无论哪个时代,对待生命的态度都没有根本变化,无论哪个时代,实际上都不怕死人,都死得起人。这点上一直一脉相承。

 

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感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这也适用于当下。这一切是到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生命放到首位。现在所谓“核心价值观”,冗长、啰嗦、同义反复,什么好东西都想说到,就没说到生命。其实在我看来,九个字足矣:爱生命、爱自由、爱公义。有了这三样,就啥都有,哪用面面俱到。相应的,所谓政绩考核体系也必须改变。茅于轼老师以非正常死亡指数来区分毛时代的中国和当下中国,这的确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指数,应该广泛应用,尤其应该应用于政绩考核体系,把非正常死亡列为执政的第一红线。这也符合政府天职在于“保境安民”这一中国传统。

 

但是,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来自恩赐,而只能来自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没有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就不可能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改变公权力的运行轨迹,就不可能改造价值观。一切就都会故态复萌。而要形成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可能不会太难。在当下中国,确实做什么都难,要民主难,要宪政难,要独裁也难。因为它们都涉及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而且是巨大冲突。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也难,但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太难,当下中国惟有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可能属于真正的帕累托改进,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因为,当下中国惟有生命不受尊重可能是所有人的焦虑,哪怕官僚,哪怕权贵。一个数据足够佐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中国境内媒体至少报道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还说过一段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百年过去,江山依旧,人命还是没有贵于一切,这是最大国耻。这国耻必须在我们手上画上句号,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子孙,让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重复这样的感慨。所有人都受轻贱生命的体制之苦,在生命权问题上汇聚合力,撬动整个转型,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也是一个可以用力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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