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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   

2015-11-13 10:5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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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 - 笑蜀 - 懒人笑蜀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言。

以人道驯服革命的烈马,实现革命与人道的统一,这是雨果的梦想,也是一个千古难题。革命的异化是历史的常态,也往往是革命者的常态。中国古语有所谓“慈不掌兵”,用到革命史,则可称作“慈不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归结起来,就是不能跟人道、人性兼容。革命必须是暴烈的,冷血的,甚至是六亲不认的,这是革命的气质,也往往是革命者的气质。

但胡耀邦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毋庸置疑,胡耀邦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的营垒内的的对手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他同时更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营垒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胡耀邦,其个人气质不符合传统的革命者气质。在那个以冷酷为美、以粗鄙为美、以无知为时尚的革命时代,他仍保持着传统士人社会对知识的敬畏,好读书,好跟知识分子交朋友。他追求的境界,正就是革命时代排斥的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境界。好读书让他从一个只有初中程度的红小鬼,成长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因读书而获益匪浅的胡耀邦,一度大力倡导读书之风,要求“每个干部要读两亿字的书”。

好读书的人,不免多一些书呆气,多一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之是多一些真性情。胡耀邦的真性情毕生难掩,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这让很多人惊讶,认为是一个奇迹。但如果联系到他的读书生涯,也许就不奇怪了。读书之于胡耀邦,有如桃花源,让他可以在残忍的政治斗争之余,借读书休养生息,借读书浸润和修复人性。读书跟不读书的政治家不一样。胡耀邦是一个例子。

当然不是所有好读书的政治家都真性情,譬如康生就以阴鸷著称。他们之间的差异,大概只能从天性的角度去解释了,毕竟人性的演化总有某些神秘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胡耀邦的读书生涯对他的人格养成,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便他早年所读多数是红色读物,但他读的红色读物往往属于原著。马恩原著,及很多属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原著,在不可避免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并不排斥对人的温情。正因为如此,才有八零年代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复兴,而且这种复兴以马列原典为依据。其实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很多都是人道主义者。真诚地关注苦难,关心弱势群体,真诚地主张公平正义,是他们共有的情怀。这个悲天悯人的传统后来在中国中断了,胡耀邦则继承了这个传统,属于灰烬中残存的火星。

至于为什么说胡耀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可援引的事例就简直是天上繁星数不胜数了。最无可辩驳的事例,就是他七零年代末复出后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谈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通常都是谈老干部的平反,包括习仲勋的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平反,以及知识分子的平反。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对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的平反。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曾经说:“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胡耀邦则公布过一个数字:冤假错案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革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还不包括出身、成分不好的家庭。这1亿6、7千万人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其实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叶剑英所说的“群众”, 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则是受害“群众”的主体。仅所谓“现行反革命”一项,据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说,即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受此牵连的即达百万之众。

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纯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即适应升级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敌对阶级”。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他们就被剥夺了几乎全部的权利和尊严,沦为贱民,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而且持续数十年,早被视作天经地义。但因为胡耀邦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在八零年代获得平反,恢复了公民身份。其间的功德,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可以说不亚于当年美国的黑奴解放。这也是胡耀邦所投身的人道事业的巅峰。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贡献,不单在个案的纠错,而在结束迫害,而在个人解放。但它不是没有风险,贡献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冤案的很多制造者当时都在台上而且位高权重,更有很多冤案是最高层乾纲独断的。胡耀邦却无所畏惧,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诚然,平反冤假错案不能仅仅归功胡耀邦一人,有集体领导的作用。但最坚持、最拼命、作用最大的,无疑仅胡耀邦一人而已。田纪云先生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诚哉斯言。

中国当代历史上所有冤假错案,都是革命异化的产儿,都证明人道如果不能驯服革命的烈马,革命的面目将会是怎样的狰狞和恐怖。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另一重意义,因而是对革命的纠错,是尽力把革命拉回人性和人道的正轨,如雨果幻想的那样实现革命与人道的统一。这是胡耀邦版本的革命,或者胡耀邦版本的社会主义,在那里,人道主义才是最高价值。

八零年代据说是人道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九零年代据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高于人道主义,九零年代高于八零年代。我不同意这样的主义之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原本无高下之分。恰恰相反,八零年代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对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反思,因为对人民经受的巨大苦难的愧疚,而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人道主义,就人道主义与社会一度达成了某种共识,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民族所达到的仅有的精神高度。九零年代复兴的自由主义,迄今都不能在共识上取得突破,相比之下,毋宁说八零年代更让人怀念?

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人道的革命者、人道的社会主义者,这可能是胡耀邦最好的历史定位。传统的人道社会主义抛弃阶级专政,与自由主义和解而获新生,在很多发达国家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因为与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解,得以自我更新,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道主义的共同旗帜下渐行渐近。胡耀邦则无疑是中国的先行者,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窃以为这是胡耀邦的独特所在,也是胡耀邦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的意义所在。

——原载2015年11月13日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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