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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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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仙女需要天梯——《可操作的民主》读后  

2013-02-18 16:40: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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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有一种办法,不只是让我们喊民主,而是可以践行民主

 

民主的仙女需要天梯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读后

笑 蜀

 

 

百年民主进程,从不缺民主理想的海市蜃楼,最缺的,一直只是民主的天梯。以致我们只能望天兴叹,民主社会的仙女一直是走不出梦中的情人。

 

寇延丁先生所著的《可操作的民主》,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问题。所谓可操作的民主,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有天梯的民主,这天梯,就叫做民主程序,在本书,就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什么?往浅里说,它就是个开会的办法;往深里说,它是美国适用最广的议事规则典范,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组织治理与规则的蓝本。它尤其是最著名的政治辩论规则,规定了民主政治的程序细节,本质上就是会议上的法治。《可操作的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一群中产精英,从繁华都市来到偏远的安徽南塘村,如何跟乡亲们手把手地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如何尝试过民主的新生活。

这是新时代的上山下乡。但它的主调不再是红色而是温润的绿色,即它真正在现代文明跟古老的乡村社会之间搭起了桥梁,给古老的乡村生活送去了法治、民主、平等和自由,从而真正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底色。

组织化但不是帮会化

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带到南塘村的,是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但是在他走进南塘之前,南塘已经向着现代文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没这一步,南塘村就没有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础。

这重要的一步,就是组织起来。

苛捐杂税,暴力执法,基层政治溃败的这些代价,90年代的南塘村无一例外地都要承受,而有了当地知识青年杨云标不屈不挠的上访维权。这故事,跟当代中国所有的乡村故事一样老套。但后来,杨云标的上访终于有了一点结果:某副省长突然批示,上级调查组突然空降南塘,被控腐败的原村领导班子彻底改组。维权居然成功,茫茫云海中居然泄下一缕阳光,这故事似乎不那么老套了。

但更不老套的是,这缕阳光并没有转瞬即逝——杨云标等乡村精英抓住机会,充分利用,发挥了最大光合作用。这最大光合作用,就是组织化。

本来在此之前,杨云标已多次提议:“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成立一个维权协会吧”。但回答他的是沉寂。不是乡亲们没兴趣,而是他们没信心:这可是大雷区,经验告诉他们,趟雷的结果必定是粉身碎骨。但维权的阶段性胜利,让他们大受鼓舞。杨云标趁此旧话重提,乡亲们都觉得是“光明正大被青天认可的事儿,没什么可怕。”自然一片赞同。

农民维权协会就这样破土而出。地方当局居然也就容忍了。事实证明,地方当局的容忍大对:协会章程的第一条,就是理性维权。而且这并没有停留于口号,而是都兑现了:“虽然维权协会增加了对‘官’一方的压力,但事实上也成为一种沟通渠道,成为释放压力与积怨的途径。上访农民的事儿‘闹上去’的层面越来越低,只要是维权协会反映的情况,到了颍州区有关部门就会有回应,甚至用不着到区政府一级,再也没有进京告御状上天安门了。”更重要的是,维权协会让上访农民抱在一起,维权的成本降低了。农民们也就不必像原来那样绝望和狂躁,而是看到了希望,有了信心和耐心。

外部压力相对缓解,内部的问题反倒接踵而至。毕竟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所以内部纠葛乃至冲突不断。维权协会后来变身为“兴农合作社”,内部治理却无多大改善。先组织起来,先民主起来,先跨出第一步,这当然是重要的,但并不等于跨出第一步就万事大吉。第一步只解决有和无的问题,但多和少的问题,好和坏的问题,则取决于其后的努力。没有其后的努力,组织化可能蜕变为帮会化,民主可能蜕变为劣质民主。那么杨云标,也就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草头王中的一个,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个。

杨云标感受到了危机。他要告别这危机,但乡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远远不够用。他需要强大的外援。就在这节点上,因为本书作者寇延丁先生的引荐,他认识了从美国回来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双方一拍即合。2008年10月,由乐施会出资,袁天鹏来到南塘村,给村民们培训4天。南塘村就这样成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乡村实验田

先民主,再渐进

四天集训,花样百出。跑题、喧哗、一言堂、人身攻击,这些几乎与生俱来的积习,会场上暴露无遗。缺乏公共生活训练的南塘农民,确实连会都不会开,所谓民主议事、民主决策的能力,都无从谈起。

问题是存在的甚至是严重的,但关键是,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改变。短短四天之间,他们便面貌一新。通过各种展示,解说,尤其通过各种演练,各种情景剧,规则的力量、秩序的力量从混沌中脱颖而出。如杨云标后来总结的,议事规则的好处直接而实在,比如,开会的效率高多了。更重要的是,一种平权文化在南塘渗透开来。仿佛叔孙通制礼,但不是两千多年前的朝堂之礼,不是服务于王朝文化,而是文明之礼、民主之礼,完全服务于公民文化。

这就是南塘实验。其具体情境,《可操作的民主》有过生动描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最感兴趣的,是整个南塘实验背后的逻辑。

第一逻辑是行动的逻辑。

杨云标引入袁天鹏和罗伯特议事规则,当然是要对兴农合作社进行现代化改造。但这改造能否成功,他以及袁天鹏本人,都并无把握。罗伯特议事规则登陆中国后,实验范围非常有限,只在阿拉善生态协会那样的机构初试锋芒,而阿拉善生态协会集中的全是企业家,平均素质显而易见,这种小众范围的实验无论怎样成功,都不能证明其在中国社会的普适性。南塘村民的学历大多数不过小学和初中,天然具有精英气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他们消化得了么?洋规矩能解决他们的土问题么?

答案,现在已是众所周知。南塘实验已是中国公民社会自我治理的一个地标,尤其罗伯特议事规则南塘版,已经不胫而走,为中国公民社会广泛分享。这显然令人鼓舞。如果说,最底层最普通的农民,都能够适用罗伯特议事规则,那么整个中国朝着现代文明的转型,尤其朝着民主的转型,所谓国情、所谓民众素质,则当然都不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

文明的转型尤其民主转型,本没有那么多附加条件。还是以南塘为例,组织起来再说,民主起来再说,最重要的是先行动,先开头。开了头,才能在民主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民主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民主跟医学一样,说到底是关于经验的学问,而经验只能来自实践,即具体的操练。否则无论怎样念念有词,都不可能搭起民主的天梯,民主社会的仙女都会千呼万唤出不来。

南塘实验背后的第二个逻辑,是渐进的逻辑。

民主必须动真格,但民主确实不可能大跃进,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先民主,再渐进,在民主的具体操练中,一步步接近目标。南塘实验正是遵循这个逻辑。它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说到底都是人心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无不是通向民主社会大目标的路障。有那么多路障,民主当然不可能狂飙突进。雷阵雨只会雨过地皮湿,人心和文化的真正改造,还是有赖润物细无声的点滴演化。

南塘实验背后的第三个逻辑,是普通人的逻辑。

如前所述,南塘实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即是说,南塘实验是一个现代文明悄然融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过程。兴农合作社的一次次会议,一场场辩论,莫不从微观入手,即从老百姓的小日子入手。譬如厕所要不要收费,譬如今年地里到底该种玉米还是该种水稻?都属于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叙事。只不过,这些小叙事过去是用老思维、老办法解决,现在则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即用现代文明的新思维、新办法解决,用程序正义的办法去解决,这样让现代文明的阳光雨露逐渐渗透老百姓的小日子。

中国百年启蒙的最大误区,是钟爱大叙事而轻视小叙事,民主的大叙事往往不能对应老百姓的小日子,跟老百姓的切身利害不发生联系,老百姓也就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关心大叙事,大叙事不接地气,只能一直处于无根漂浮状态。南塘实验不然,它不再是小圈子的自说自话,不再是精英们关起门来玩家家,而是直接切入老百姓的小日子,这样来带动最大多数普通人,而普通人的改变才是这个社会最深刻的改变。南塘实验这点上无疑有重大贡献。

民主需要高技术

南塘实验固然有前述种种贡献,但在我看来,其最大贡献,则在于对民主定义的补充或丰富。

近年很流行一句话,叫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没错。但好东西也需要一系列技术来保障,而不是仅有激情、仅有政治正确就够。这即是说,民主是一门技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系统。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民主供给的高度短缺,刺激对民主的过高需求和过度想象,民主的过度意识形态化乃至某种程度的宗教化,就成了势所必然,反而容易遮蔽其他共生价值,譬如自由、尊重、包容、共和。

尤其被遮蔽的,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即作为技艺的民主。百年以来,宣扬民主价值的中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多数属于闭门造车,缺乏实证尤其实战的支撑。正因为闭门造车,所以很多看起来很坚定的民主信徒,其实往往只会喊民主而不会行民主,言行两张皮。两张皮现象是对民主最大的伤害,让反民主的人常常可以借题发挥说:主张民主的人就那么回事,跟我们难道不是彼此彼此,一样的狰狞猥琐?可见世上哪来什么真民主!

这当然是故意抹黑。世上确有真民主,即有高技术保障的民主,有严格程序规范的民主,有如一部精密的机器。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属于这样的真民主。高技术因此构成南塘实验最后的一个逻辑。如作者在书中所称:“议事规则并不是一个华丽的理念,它是一系列工具,是在认同人类逐利本质的前提下,个人权利意识和群体共处边界之间妥协的技巧。使用这种工具,会议不是在做一个‘是’和‘非’的选择题,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是从主义之争到问题之争的方案之争。”

从主义到问题,从口号到方案,这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回归技术的过程,一个逐渐平衡的过程,一个逐渐中和的过程,一个逐渐去意识形态尤其去宗教化的过程。而越是技术、平衡及中和,就越容易为社会最大多数所接受,越容易扩大和巩固中间地带,而缓解社会的敌意、对抗、紧张与撕裂。

这一切,主要就通过无处不在的制衡,和制衡条件下的平权来实现。从根本上说,罗伯特议事规则无非是一整套的制衡程序、平权程序。它像爱护眼睛那样爱惜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同时警惕所有可能的个人绝对权威,而只允许程序的绝对权威,规则的绝对权威。无论领袖还是大众,都必须就范于规则,接受规则本身的统治。这一切说穿了,其实就是法治和法治下的宪政(限政)。所以,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南塘的整个实验,本质上都是宪政训练,即为宪政做准备的公民训练,都属于训政范畴。仍如作者在书中所称:

自从议事规则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毛孔里滴着的都是赤裸裸的平等、权利、制衡,还有,实现这些东西的技术手段。这些技术手段不仅通往前面那些美好的东西,还保护了一个人可以坦坦荡荡,并且不受侵害地做“二百五”的权利。

不单有民主,更有自由,有尊重,有包容,以致人人可做“二百五”而不受侵害,人人各得其所。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追求的主流价值,即共和的价值。南塘实验即是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以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以一整套高技术来支撑共和价值。特别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最普通的农民中间,居然尝试成功,证明了它在中国社会的普适性,证明了民主的天梯是搭得起来的,民主社会的仙女款款走入凡间,因而是可以期待的。

这,就是我读《可操作的民主》的最大感悟。也是我愿向读者诸君推荐的原因。

——原载2013年1月31日《南方周末》,化名“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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