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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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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2012-06-21 02:15: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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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

 

谈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第三条道路,先要提到我20101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传统的围观,即鲁迅笔下的围观是负面的,阴暗的。但我这篇文章刷新了围观的定义,我主张的围观是新时代的围观,是积极的,阳光的,进取的。即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对公共事务的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力所能及的最大参与。

这里的关键词是普通人。为什么要强调普通人呢?主要基于我对百年启蒙的反思。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大叙事,我们说了一百年,但始终没有回答老百姓的一个实际问题:跟我的小日子有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的视角里,自由民主人权等大叙事,都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老百姓向来没多大兴趣。

如此一来,启蒙纵然喊得震天响,也不过是同义反复,不过是小圈子的同质交流、自我感动。就不难理解这样矛盾的景观,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论述在中国可谓汗牛充栋,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能说上两句,够普及了吧?但另一方面,就是不能进入现实。好比我们的很多发明,看起来很先进,也有专利证书,但就是长期停留于概念产品,没办法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始终是发明归发明,市场归市场,犹如井水河水两不相干。

这是百年启蒙的根本误区。大叙事不能跟小叙事对接,不能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接,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人心。即,启蒙事实上无关普通人。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为所动的情况下,先锋队没办法有信心有耐心。启蒙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既然不能说服,不如赶紧动手。所以革命党都很着急,都要只争朝夕,为此不惜密谋、暴力,不择手段。这就是说,启蒙的目的本来是唤起革命,但它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能自然地通向革命,因为它无法打通人心。这种情况下,抛开启蒙人为地制造革命就是必然。即革命本身是启蒙失败的产物,革命必然压倒启蒙。

所以,传统的革命,都是先锋队单方面操纵的革命,没有也不可能经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同意。绝大多数普通人是被动的,被蛊惑的,被裹挟的,甚至是被欺骗的。革命是被占人口极少数的先锋队强加给他们的,而这本身就是反民主的。革命因而不可能如其自称的属于所谓民主革命,过程无关民主,当然注定结不出民主的善果。真正得益的不过操纵革命的少数先锋队而已,我把它叫翻身党,因为这个翻身党往往以对中国文化最具破坏力的痞子为主体,所以更进一层,我把它叫痞子翻身党。先锋队翻身得解放,但翻身不过是为了压迫别人,不过是新的压迫者取代旧的压迫者,普通人被压迫的境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把革命定义于变法改制,即去专制而行民主,这不过是一场实质取消了民主的革命,它已经不属于革命,而只属于造反,整个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老套故事,无非历代农民起义在现时代的重复。

这些大叙事,这些旧时代的启蒙与革命的变奏,显然不再适合我们的时代。很难想象,IPHONE时代还会有谁使用手摇电话机;同样很难想象,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和公民社会进程启动的时代,居然还要走传统的启蒙与革命的老路。新的时代需要找到新的转型道路。而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确实为我们寻找这个新的转型道路,即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卷入、最大多数普通人成为主体的转型道路,提供了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技术手段。

 

               二、大叙事对接小叙事: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这新的转型道路,就是现代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它跟传统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因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所以它是真正的社会运动,即真正被社会所接受的运动,真正进入了社会的运动,社会真正成为运动主体的运动。

我主张的围观,就属于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公民集体行动,最早从互联网上找到突破口。但在微博出现之前,公民集体行动并没有达到围观的层次。在我看来,围观必须具备两大要素,第一,参与的人数必须达到相当量级,即人数上的一个巨大的规模,才构成围观;第二,显然,中国的精英数量乃至中产阶级的数量,都达不到这样的量级;要达到这样的量级,必须最大多数普通人卷入。如果不具备这两大要素,就不叫围观,至多属于公民小分队的特别行动,属于精兵作战。微博之前的公民集体行动,就都是如此。它们可能是围观的雏形,或者说是围观的酝酿,但还不是围观本身。

发展到围观的层次,主要因为微博的出现。相比所有其他传播工具,微博最大特点在于“微”。微者,小叙事也。传播如何打通普通人?启蒙如何打通普通人?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何打通普通人?最终是这个“微”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针对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一个最适合他们的,能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主体的,相对来说最私人化、最个性化、最多元化、最自由化的技术手段。微博代表的小叙事,则几乎符合所有这些要求。

微博之妙,首先在于动力之“微”。它的发表门槛最低,这就给普通人关注现实、改变现实提供了一个切入口。哪怕懒到一个字也不想写,没关系,仅仅按一下鼠标,简单地转个帖,也是一个声音,一种态度。总而言之,把“微动力”都调动了起来,这“微动力”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一念之善。没有微博这样的工具来发掘,它们往往转瞬即逝,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微博之妙,其次在于议题之“微”。如果说围观属于一种抗争,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有限抗争,一种低烈度的抗争。它不是推翻,不是取代,不是那种政治化的政治,即敌意性的对抗性的政治。恰恰相反,它没有政治上的大叙事,都是从小叙事出发,大多属于最基本的民生议题,最基本的权利议题,甚至,最基本的人道议题,无论在当下任何社会,都属于最低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不解决。不解决就会让所有人怀疑,现行体制的文明水准,是不是比公众认知的还低太多?实际上可能让所有人感到没道理,没尊严,被羞辱。这实际上是说,所谓围观是基于微观的围观,所提出的往往属于“微”议题,这些“微”议题平时是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但它往往属于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让统治者很难拒绝。

微博之妙,再次还在于风险之“微”。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恐惧根深蒂固,不到活不下去不会揭竿而起。但是另一方面,虽然都说国富民穷,所谓民穷其实是相对贫困。纵向比较,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仍然每年都有小幅提升,小日子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只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纵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必须是在小日子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即在安全的前提下偶一为之。如果要求他们把这变作生活常态,如果抗争目标是完全政治化的,他们马上会谈虎色变,一哄而散。

不仅老百姓恐惧,当局也很恐惧。全能体制是单向命令体制,即政府命令人民的体制。这种命令体制后来只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废除,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没变化。一直以来,当局最怕的就是动。他们只有管理静态社会的经验,这经验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他们看来,动是跟乱联在一起的,你一动他就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因为后果不可预期,他们宁愿从最坏的角度来预设,看到一点星星之火,马上联想到燎原之势。宁肯反应过度,也要万无一失,绝不开一点口子。任何政治化的诉求、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视野,一旦露头,正好杀一儆百。

所以,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果像西方那样,一开始就是政治上的直接敌对,注定死路一条。无论在朝在野,都很难接受。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因而确实不可能照搬西方,它如果不能马上消除,起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朝野双方对于政治敌对的恐惧。让他们在去政治化即去敌意化的前提下,先展开博弈,在博弈中逐步提升双方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双方的自信,才谈得到下一步。如果博弈的这第一步都跨不出去,僵局不能打破,则一切无从谈起。

不怕起点低,做起来再说。对此,中国民间其实很有智慧,很清醒。这种民间智慧,在城市中产阶层和白领,主要表现为极其克制和隐忍的散步、饭醉与形形色色的街头行为艺术;在底层,则主要表现为所谓“跪着造反”。中国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会有一种镜头,即抗争民众大片大片的跪下。我去到温州钱云会事件的现场,就目击过这种场景,你如果是记者或者官员模样,走到哪里都会齐刷刷地朝你跪下一大片。而且跪在最前面的,一定都是妇幼老弱。包括所有群体性事件提出的口号,也一定是很卑微很具体的诉求。

这些抗争形式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西方的街头运动虽然基本上都属于和平抗争,但并不乏激进激烈。因为他们的街头运动就是为了扩大传播,行动必须出位,即必须一定程度上激进激烈,才可能引起公众尤其是媒体的强烈关注。中国不然,中国民间的抗争者往往最怕激进激烈,不仅行动上尽可能克制,尽可能不授人以柄,而且意识形态上也尽可能不冒犯当局:不挑战当局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执政的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抗争策略,对抗争者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违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无心政治,哪怕起而抗争,也仍然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抗的只是对自己现实利益的侵犯,争的只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但凡在利益上有相应收获,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马上就偃旗息鼓。

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需要尊重和借鉴这样的民间智慧,找到一条对民间和体制双方来说,都属于可接触,可接受,可进入的路径。围观正好可以在这关键环节起到关键作用。它提出的是“微”议题,推动的是“微”进步,即点滴进步,即毫米级的进步。毫米级的进步不仅因基于细节而品质可控,是扎实的稳健的,进一步就是一步,而不至于像大跃进那样往往带来大折腾,甚至大倒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相应地把风险也化解到了毫米级,这样的毫米级风险,是哪怕一个普通人也能承受的,因此可以逐渐化解体制和民间双方的恐惧,让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展开,如温水煮青蛙,逐渐提升民间和体制双方的耐受力。

微博之妙,最后还在于成本之“微”尤其物理成本之“微”。围观不仅以微博为主要传播手段,而且以微博为主要的组织手段。从而不仅压低了政治成本,更把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的物理成本,即经济的,时间的,精力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即属于典型的低能耗的,绿色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这一点尤其史所未见。

有人把中国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特色概括为两点:无组织,非暴力。如果把组织定义限定在传统物理层面,这概括是精准的;但问题在于,随着微博的问世,传统的组织定义正在过时,微博大大拓展了组织范畴,创造出种种准组织,或者叫做隐组织的丰富可能性。微博有一个鲜明特点,是超越物理层面的点对点的交流与聚合,即信息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交流与聚合。而这本身,已经隐含了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因其超越物理层面,所以,原来主要从物理层面切入的,对点对点的横向交流与聚合的全面监管与限制,很大程度上就失效了。

李庄案第一季和第二季,法律人应对之所以天差地远,关键原因就在这里。在传统媒体寸步难行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微博,法律人在第二季对外完成了真相传播、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工作,对内完成了同业力量的整合与调度。所有这些组织行为不仅经济和政治成本都低到忽略不计,而且效率之高更是前所未见。法律人同声气,共进退,展现出职业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最终力挽狂澜。

相比以“微”成本为特征的围观组织形态,传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最大问题是物理成本太高,绝非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够负荷,它必须以组织的力量来承接,因而必须要有组织形态。而在中国这样的特大型国家,从事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巨大的。这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集中与持续供给,在全能体制地毯式监管之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组织是中国政治中最厉害的一根高压线,谁碰谁死。

所以,传统的集中型的组织形态,在当下社会已经显得过于老旧,昂贵而低效。围观所创造的准组织或者隐组织,其成本却是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摊的,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是围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中起作用。只要彼此有共识,有默契即可。是共识与默契,而不是密谋、暴力与金钱,成为整个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最大的粘合剂,润滑剂。

 

                   三、从非典型公民运动走向公民社会

 

围观以上四大特点: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全部围绕着“微”展开。这些“微”的总的结果,就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改变人心与社会。撬动地球并不需要比地球更大的力量,给一个支点就可以做到。同样,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撬动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也不需要传统组织的巨大力量,找准支点,也可以四两拨千斤。这支点就是从微博发端的围观,即作为中国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初级阶段的围观。

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虽然精神气质都是一样的,都以个人解放为目的,都以追求公民权利为主题;但在具体路径上,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性,属于非典型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它将是一个自发的,分散的,最大多数普通人可以起作用,可以真正作为主体的进程。因而很可能不需要先锋队,不需要领袖,不需要英雄。它如果胜利,则如李大钊所称是庶民的胜利即所有普通人的胜利,即整个社会的胜利,而不再只是痞子翻身党尤其党领袖的胜利,也就不至于重演打江山坐江山的闹剧。

这意味着,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这种普通人的渐进革命是最好的训政。它的确不是万能,不可能从这直接跨入公民社会,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但它是必要的起点,没有它的确万万不能。在民主的操练中学习民主,在公民社会的实践中走向公民社会,这是训政的主要任务,在当下中国,主要就表现为围观。必须通过围观即通过有限度的、低烈度的博弈,逐步培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才是可能设想的。

这样的渐进革命,或将为中国历史别开生面。通常而论,普通人大规模卷入的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或者说民粹革命;渐进革命即所谓改良则往往是社会精英自上而下,一力支撑,普通人完全无权置问。当下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却可以让普通人,革命,渐进三组元素这样水乳交融,如果说不是空前绝后,起码也是罕见的。这条社会变革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要么暴力革命玉石俱焚,要么渐进改良无疾而终,中国历史的这种百年纠结,或许可以就此终结。

而这显然最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现代文明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惜血惜命。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尊重生命。当代的任何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既一方面受益于现代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也必须受现代文明的制约,即追求以最低的社会震荡,最小的生命成本,来推动转型。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相比少数革命党人裹挟大众制造出来的大革命,失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引发社会突然爆炸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自然,生命成本也相对较小。利比亚革命是前车之鉴。很多人为卡扎菲政权的垮台而欢呼,但很少人注意到其生命代价。区区600万人口中,死于战乱者多达3万人。如果中国转型不是以渐进革命来推动,而如利比亚般硬碰硬,以中国社会矛盾之深,人心之暴戾,死亡比例应不在利比亚之下,那么死亡绝对数该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而我们的百年历史上,死人难道还不够吗?显然,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一方面转型是大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型必须坚持最低成本尤其最低生命成本的原则。在不可能的改良和牺牲巨大的暴力革命之间,尽最大努力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这就不仅是可能,更是必须——因为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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