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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日志

 
 
 
 

对话王克勤:新闻之道的核心,是把人当人  

2010-08-28 00:01: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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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之道的核心,是把人当人

本报记者  笑蜀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调查记者。很多调查记者干几年就审丑疲劳了,干不下去了。你是一个特例,奥妙在哪?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谈一个人,陈光诚。他是山东的一个盲人,但他心中充满光明。靠着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艰险,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范围,等于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南方周末: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做到那种境界了。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这有几个层面的信仰。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首先是人,然后我在这个社会努力成为公民,然后我可以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无论记者还是别的任何职业,其职业规范都必须从属于人类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

南方周末:中国新闻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标准,你理解的职业标准是你自己制定的。你的职业标准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价值体系?或者打个比方吧,实际上几乎你的每篇报道,都是首先要救出那个落水的受害者。

王克勤:是的,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做的。

南方周末: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物》。同年9月,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做《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假定遇难者是他的父亲母亲,他会把标题做成《我爹昨夜上演高空飞物》、《我娘昨天骑车中头彩:惨死》吗?

但这样的案例不止出现在地方媒体上。200496号,某电视台在播报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然要中国观众竞猜,结局将会枪杀多少孩子,猜中的人发短信可以得奖。请问,如果在屠刀下挣扎的是你的孩子,你还会让观众竞猜你的孩子会不会被杀死,猜中的人有奖?这不是一个畜牲化的问题,“虎毒不食子”,这是彻底的人性异化。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

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发生在2007年,在四川东部出现疑似猪流感之后,香港一家电视台到事发地采访,这可称之为“尽职尽责”吧。但接下来他们做的事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们居然鼓励当地农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具有传染性的瘟猪挖出来拍摄。这片子在香港的收视率很高,会给这些记者带来很大收益。但它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背离了新闻的终极价值,其行为本身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生命可能的伤害。什么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所有的形态,均应该从属于人,这个人并不是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公众,就是每个个体生命,无论是在大厦里办公的白领丽人,在街上流浪的乞讨者,都是人。那么,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让每个个体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价值,所有新闻的终极出发点。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猪挖出来,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和威胁,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行为充斥着歧视。我们许多记者包括香港记者,都有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歧视,而是潜意识里就有歧视的念头。记者对普通人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歧视无处不在。我在一家很大的媒体上读到过如此文字,一个农民工被高压电打死,它怎么描述呢?像只烤鸭一样。农民工等于烤鸭,它就在这个描述中把歧视传播给了更多读者,很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无意识中被歧视所同化。

其三,香港这位记者的行为违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人为造成传染源二次传染传播的将追究刑责。遗憾的是,我们整个的法制进程还在逐步完善之中,很多官员法制观念淡漠。如果我是当地官员,我将依法追究这两个记者的刑责,把他们送上法庭。紧接着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面临没有法律保障的尴尬;另一方面,中国记者又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跟很多人一样处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境地,这就是法制的悖论,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包括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虽然在传播新闻信息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重大进步,但依然存在着很多反人道、反人性的现象。某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废墟里发现了一个老大娘和一个老大爷,施工人员快速救助,不巧把摄像机挡了,记者说你先让一让行不行?我先拍。这时有个预制板马上就会掉下来,危及废墟中的大爷大娘的生命。救援人员说我们救人要紧,但记者说,你别搬掉那个预制板,给我5分钟,我拍完就行。但也许只要1秒钟,那两个灾民就彻底没了。

南方周末:对生命价值的轻慢,这不只是新闻界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新闻仅仅是我的一个职业选择,我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去做律师,做检察官,做法官。但无论我选择什么职业,都必须首先从属于人的基本常识。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这就是我这些年跟其他记者不太相同的一点。

我的这种行为是我的基本价值观注定的。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如果你没有,说明你的人性已经没有了。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红卫兵当年在打走资派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基地的黑寡父在袭击无辜者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这些人的血管里流的不再是流血,甚至不再是动物的血,它们已经沦为机器。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这可以称作新闻之道,比新闻之术更重要。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新闻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新闻之道,最核心的是三句话:

第一:把人当人。我接触来自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只愿政府把我们当人看。听了我真难受。如果整个社会体系不把人当人看,崇尚的只是权力,就很难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本社会。

第二:将心比心。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爷求助你这个记者,那么我希望记者对我是怎样的态度,能不能平等对待。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和警惕,但同时能不能在态度上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两个立场并不矛盾。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家都懂,就不展开了。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再讨论刚开始的问题,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并且我们也看到,你的很多努力并没有引起重大变化,可以说往往让人失望,但你仍然在坚持。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努力永远不会改变,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南方周末:努力了就有改变的可能,这理论上好懂,但事实呢?

王克勤:就拿我这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二十郎当就做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爆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整治。十年后的兰州股市黑幕报道,也引爆了全国性的股市整治,兰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后是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报道,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促成了一系列维权活动。

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性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固然到现在为止,对明显的违法问题,并没有司法追究,甚至也没有相关的行政问责,很多人说这是新闻的悲哀。但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不能追求一米一米的跳跃式的进步,我们就努力实现一厘米一厘米的进步,能进步一点是一点。以疫苗报道为例,它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对公权力保持警惕,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报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直接的,马上就有结果。另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目的不能达到,没关系,毕竟它可以改变人心,这个作用是一个更大的作用,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容易沮丧,容易有挫折感,可能他们缺乏像你说的这种长远的、中长期的眼光,只想直接、马上改变。

王克勤:但这往往不现实。

    南方周末:这是记者对自己能力的过度想象,对媒体力量过度的想象。更多地不能怪现实太无奈,只能怪自己没读懂中国和中国的媒体。

王克勤: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力确实还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对整个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当时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诸如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辞退的老师,直接起到一个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

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就能起到让公众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完成对公众的启蒙。这个作用是一个渐渐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南方周末: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体制问题,但说白了还是人心的问题。最需要改变的是人心,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报道还是评论,都要着眼这个更长远的目标。而这就第一需要耐心,坚韧。第二,这种耐心和坚韧需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的源泉。这种源泉只能来自于信仰。这是从事任何职业所需要的第一元素。我2007年写过一个评论,叫做《重申权利,更须重建信仰》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样的基本信仰托底,权利对于你来说也用不好,也守不住。

王克勤:我觉得很多同仁过得很痛苦,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我个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个人性格上并没有出现异常,平和做人,但经常会做出一些比较锐利的、有力度的调查作品。

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这是我长期总结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东西。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要有激情。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我们是人。

南方周末:是人就会有痛感,会愤怒,会焦灼。

王克勤:对。好多人问你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让自己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是记者。从职业层面讲,你就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它们对你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感,让你坐不住,停不下来。所以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南方周末:这里有一个问题。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可能是个双刃剑,自己报道的那些内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本身,可能对记者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心态,也会构成细微然而是持续的伤害。

王克勤:我曾经也这样,但时间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来。

    南方周末:自我疗伤?

王克勤:对,自我疗伤法,自我调整。我面对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的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然而种种原因你不能报道,爱莫能助。

    南方周末:能报道是偶然的,不能报道是必然的。

王克勤:是。这真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收到很多来信骂我冷酷无情,我们这么悲惨的事情怎么就毫不关心?还有人骂我嫌贫爱富,你丫只找重大题材,咱家低保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做?

南方周末: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如前面讲到的,对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我们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只要自己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也不能对自己求全责备。

王克勤:是的。我们经常面对是跟被监督方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反应更快,看谁功夫下得更扎实。只要你反应足够快,功夫足够扎实,被监督方再怎么严防死守,也不是完全找不到突破机会。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来抚慰自己。

——始发《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大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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