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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2010-02-28 09:44: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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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就了一批公民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从番禺反烧事件说起

笑蜀

 

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众所周知,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现在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原来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强硬的标志是11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当场宣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余地,就这么着了。但现在地方政府却宣布,垃圾焚烧项目推迟上马,先拿一年时间做垃圾分拣试点,一年后再来讨论焚烧项目上不上,怎么上,总共差不多三年缓期。跟11月22号的强硬姿态比较,这当然是巨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我仍然不敢乐观。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后面的问题还相当多,最大问题,则是2010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实效。如果没有实效,可能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力量再来阻挡垃圾焚烧,所以明年对番禺来讲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但这不只是对番禺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全国都很关键。垃圾危机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番禺的危机。危机怎么解决?番禺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希望番禺再跨一步,从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试点的首都,如果番禺的垃圾分拣试点成功了,就可以示范全国;但如果它失败了,而且因为它的失败,最后还是上了垃圾焚烧,那么就是全国的一个失败——压力那么大的番禺都搞不好垃圾分拣,那你其他地方就更搞不好。

必须一年见效。但做不做得到?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就像我们刚开始介入反烧一样,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阶段性成果。同样,我现在也不知道明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成果,因为垃圾分拣不像反烧那么简单,反烧主要就需要一个决心,一种舆论,它们或许就可以起作用。但垃圾分拣不是你单方面能决定的,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垃圾分拣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诚意,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政府做,比如说跟公民的垃圾分拣相对应的一整套基础设施,垃圾运输车、垃圾分拣箱,诸如此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广州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那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一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第一时间介入,你总能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完全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这是我刚才讲的,公民社会这个场中的第一元素,即媒体元素。中国第一流的媒体人,尤其中国第一流的调查记者,他们很多可能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他们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媒体都能看到。像李坑这个一直被公众忽略的角落,这之前没有人知道,只是因为这批优秀的媒体人刨根究底,才最终浮出水面。这种事在广州有媒体人去做,成都就没有人去做,唐福珍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成都媒体人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深度的报道和解释。

第二个元素我想是因为经济上比较发达,广州有一个相比于全国而言,总体规模都不算小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是番禺反烧的主要力量。与此对应的另一个事件,是厦门的PX事件。PX事件也主要是环境维权,也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主要是和平抗争。两个事件的性质是相通的,而且都有斩获,当然PX事件我们知道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番禺有待继续推进。不过我认为尽管性质相通,番禺反烧事实上比厦门的PX事件,地位要更高。它是PX事件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更纯粹的中产阶级维权的故事。厦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但不完全是中产阶级。PX项目落脚点是厦门的海沧地块,这个地块是PX业主跟厦门开发商争夺最激烈的一个地块,这种争夺对厦门PX事件有重要作用,也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开发商群体,实际上是厦门的中产阶级跟厦门的开发商联手推进的那么一个环境维权事件。

但是番禺反烧全程中,我看不到开发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海沧还没有开发,就需要去争夺。番禺不一样,会江村附近的楼盘已经非常密集、非常成熟了,就是说那里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钱已经收回来了。那么对开发商就没有意义了,他就不需要介入这个事情。就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番禺反烧最激烈、最勇敢的全是那些七八十万、百把万一套房子的小业主,就在我楼下1500万、2000万、3000万一套别墅的大业主毛都见不到一根,一点声音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对那些大业主而言,他们在番禺的地产只是他们财富总量的九牛一毛,他们不愿为九牛一毛开罪地方政府,否则,损失可能就不是九牛一毛,就不是这1500万、2000万、3000万的房产。而对于七八十万、百把万的小业主而言,虽然财产总量小,却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他们一辈子才打拼下来。而且这些小业主我前面讲了,大多数是从内地尤其从北方迁居而去的现代游牧民族。他们游牧到广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厌恶了内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环境。他们觉得广州多少还能够让人喘气,但广州虽然能喘气,广州城内的房产价格却是他们承受不起的。相比而言,只有番禺才是他们最适当的选择。番禺房产的价格拿到广州市内,最多也就买个两室一厅,而在番禺,他们不仅可以住得很宽,而且环境很舒适,空气质量非常好。这就是说,番禺对这批小业主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块可以安居的土地,他们基本上没有退路了。这也就是番禺反烧事件当中,我们只能见到一批小中产的原因,这就注定了番禺反烧比厦门PX要更高一层,它靠一批小中产就撬动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越纯粹,越简单,就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容易复制,它对于全国的普遍意义也就越大,这是它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有那么一批小中产。

第三个元素,是广州整个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广东跟内地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批小业主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为什么不去上海、去深圳,而非要选择广州呢?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广州的城市文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包容、比较多元的文化。广州看上去参差不齐,可能比较差、比较脏、比较乱,给人视觉上的印象,跟上海和深圳比起来,跟中国很多城市比起来,可能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我认为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就是因为这种自由、包容和多元,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在广州找到适合自己、跟自己对应的那么一个生存空间,都能在那儿比较满意地定居下来。这点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上海、深圳都很漂亮,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制的力量太强了,无论怎么发达,它无非就是一个中国的新加坡。但是广州不一样,这种自由、包容和多元,甚至影响到官方政治。我们知道,广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乃至整个广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跟内地比起来,对政府是非常不客气的。广东每次开“两会”,总能在报章上看到代表委员炮轰政府部门,我分析他们可能是香港电视看多了,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强烈的民代意识,老子当代表委员就是来放炮的,不是白吃饭的。这在广东很平常,所以广东的政府对代表委员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内地政府高得多。

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广州市人大开会,一个代表发言批评广州环卫局。他才讲不到3分钟,环卫局局长就按捺不住了,就打断了代表的讲话。那个代表很生气:你连基本礼貌都没有,你怎么能打断我的讲话呢?当场就质问他。局长很不好意思,马上解释说,我们人大开会不就是讨论嘛,讨论就是大家都说话,我也可以说说话。但这还是没有能安抚那个代表,那个代表一屁股坐下生闷气,越想越气,干脆拂袖而去。第二天,这事就在媒体上爆炸了,成了纷纷扬扬的公共事件。

最值得欣赏的我认为还不是那个代表的抗议,而是延伸出来的故事。很快广州有关部门就制订了一个文件,强调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专门提到,不允许打断代表委员的发言。跟着报道也出来了,讲广州人大政协地位怎么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原来你代表委员来视察就视察,政府官员有其他活动我照常,该去北京开会照样去北京开会。现在不行,现在只要代表委员来视察,你任何其他活动先推掉再说,北京的会不要开了,你就留在机关等代表委员,甚至下楼走老远去迎接代表委员。

这就是我刚才讲广州政治生态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不仅是官方政治,民间政治跟内地差异也很大。警察在内地很牛,但在广州往往未必那么牛。广州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往往这样冲着警察发飙: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你以为你警察我就怕你?这种话,明显就是看香港电视看多了,受香港的影响。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11月23日广州城管委大接访。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刚开始是封闭的,不对社会公开。9月份披露之后,当地媒体马上就爆炸了。巨大舆论压力让广州环卫部门顶不住了,赶紧表态说,你们不是责备我们不透明嘛,不尊重民意嘛,那好了,现在起我就尊重民意,我11月23日上午开门接访,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来提。结果很多番禺业主就借着这个机会去城管委散步,最高峰时应该有1500多人。

那天下午我坐车路过现场,看了大吃一惊。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冲突,不是对立,而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双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众一方而言,他们的理性和放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走上大街,没有影响整个交通,没有踏草坪,离开时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民众一方没有戾气,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没有戾气。当时没有交通管制,警察都抱着两只手在那边笑嘻嘻的看,根本没有很严重很紧张,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游戏。

那天我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是什么镜头?我估计是村民围堵镇干部。我看见一个镇干部模样的人似乎要急速离开现场,估计他是想说服但没能说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村民围堵。然后他害怕了,转身就走。村民尾随不放,一路尾随一边喊:打倒贪官,打倒贪官。但是旁边的警察都不干预。村民一边喊一边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这整个现场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动不动跳桥、动不动堵路那些抗议方式,有一个本质区别,他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绑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他的戾气比内地要少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

总之,广州公民社会的基础确实比全国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广州的媒体能够领先全国?它要有一个依托,我认为这就是依托,这也是番禺反烧事件的依托。

 

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番禺反烧的阶段性胜利,和厦门PX事件的完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是公民社会从哪切入?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做依托,做缓冲,中国的任何变化,它的代价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是公民社会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我们今天就能做成什么,而在于它能为明天做准备,这种准备必须马上开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切入?这是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左冲右突,空间都很小。我认为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从这个角度去推动公民社会,我觉得可以套用一句推广微博客的口号,叫做微动力、广天下,每件事情,每点进展,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惊天动地,好象都比较细小,比较平常,但是一点一点你去把它做实,未来的效果是深远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不会吓跑大多数人。如果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你这事虽然很正义,但是对不起,我不想牺牲,我还想活下去而且尽可能活得滋润一点,而你这事代价太大,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敬而远之。但是那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不至于把大多数人吓跑,这就是为什么番禺业主敢介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批业主原本没什么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因为他们过去的日子都比较滋润。但是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公共意识、公共关怀,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番禺业主从市民向公民转型的那么一个过程,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刚开始的时候,番禺业主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基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准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烧厂,因为不知道风险多大。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麻烦在哪呢?广州当局就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这一点。他没说那么明显,但就那个意思:番禺这批业主很自私,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别人的后院?这个代价让别人来承受?所以广州当局反复强调,番禺的垃圾只能在番禺处理,不要指望到别的地方处理。这样反复宣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业主跟广州其他市民对立起来了,就把你分化了,把你变成少数了,从而给你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或者舆论压力。后来番禺业主发现不对,就慢慢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他们现在再不强调选址问题了,再不谈垃圾焚烧对自己后院的影响了,他们现在谈的都是垃圾焚烧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们现在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已经不是建在哪的问题,而是建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反对的问题。哪怕你建在省府大院我也反对,这不仅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更出于我的一种公共关怀,开始了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成了很多番禺业主的潜意识,他刚开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的,很多业主就把它当真了,一旦当真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比原来高尚了,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所以,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就了一批公民,这是第三点。

谈到这点,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前面讲过,番禺反烧事件爆发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为人知,那么多悲剧,只能让李坑村民默默承受。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国家级的示范工程,是广州当局反复宣称的,一座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但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因为我前面讲了,那时大家没有那么一种公共关怀,没有那么一种同病相怜。但是番禺反烧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唤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怜。刚开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样?最后才发现李坑那么多血泪故事,跟宣传完全是两个版本。然后,番禺业主跟李坑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结,他们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就开始了。

总之,番禺反烧不只是垃圾处理问题,它有强烈的外部性,公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遗憾呢?也不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遗憾就是现在的讨论空间还不够。我参与过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主题就是垃圾焚烧。节目做完后我信心满满地等着收看,但最后得到消息,节目居然被和谐。我唇枪舌剑两个多小时,全都是浪费表情。如果不是因为讨论空间有限,番禺反烧本来可以对解决全国的垃圾焚烧问题有一个更大的促进。怎样促进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主张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多元方式,多元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垃圾分拣。但有朋友提出,垃圾分拣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为什么?就有一个公民素养的问题,我说这其实不是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策,这个统一政策针对全国所有的消费品的制造商,你必须对你的产品包装做标识,标出你的包装属于哪一类,提示你的消费者把商品买到手就知道往哪扔,这么一来垃圾分拣还有什么好难的呢?垃圾分拣不难在所谓公众素养,难只难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如何出台。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促进作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促进作用只能来自对垃圾焚烧的全国讨论,没有全国性的充分讨论,没有这么一个公共推动的过程,垃圾分拣应该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的这么一种主张,就不可能占上风,我主张的厂家强制标识的全国统一政策就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去做。

公共讨论的意义在哪?就是形成底线共识。作为一场公共讨论,番禺反烧最大的收获就是形成了垃圾分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垃圾分拣第一优先的底线共识,进而改变了原来盲目推行垃圾焚烧的公共决策,先做垃圾分拣的试点。这本来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理想的契机。如果公共讨论的空间足够开阔,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这种建设性影响就不会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难形成一个关于垃圾处理的全国性的底线共识,改变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就遇到了瓶颈,即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不突破,公共讨论的空间就始终难以延伸,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始终很困难。这个瓶颈问题,显而易见,已经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致命问题。

——本文系作者根据去年12月12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记录整理而成,见《南风窗》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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