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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2007-09-26 16:31:53|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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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兼论“穷富之争”
笑蜀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已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出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可能不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

当下中国的致富机制不公正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不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单有市场体制就足够。市场经济要能成功,必须有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过公共治理,来确保公民的经济自由。只是在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说,自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把市场体制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空气,就是阳光雨露。光有种子撒进土壤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才会长出参天大树。光有市场体制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固然,没有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阳光雨露,也会有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但淮橘为枳,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孕育出来的就不叫自由市场经济了,那就是别的市场经济,套用吴思的话,那就叫官家市场经济了。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官家市场经济,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无情,没有中间选项。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经济上的普遍自由,没有公民权利上的普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的交易就无从说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无从说起。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那么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本质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本质上都只能是零和游戏。这么一来,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最终就必然导致财富上的两极分化。

不幸,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就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是市场经济难于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国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只是表象,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自由这个元素,正就是中国社会最短缺的元素。

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这里强调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权利跟绝对权力,普遍自由跟绝对自由是不可以并立的。普遍权利增一分,则绝对权力损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则绝对自由损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是制约权力最常规也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的制约,强权就会入无人之境,无坚不摧。不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权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必然蜕变成封建庄园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切割、权力宰制的所谓市场经济,即官家市场经济。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只要能确立市场体制,那么上层建筑问题就不难解决。但事与愿违。在我们努力推进市场体制以颠覆计划体制时,哪知道官家主义正在背后张网以待呢?人家接过市场经济的躯体,却悄悄扔掉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即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整个一个变性手术,市场经济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场经济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机会就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官家市场经济却截然相反,它只属于权力,它最大的秘诀就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权力红利是其暴利的总根源。权利的普遍均等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着权力红利的终结,所以,权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场经济的噩梦。官家市场经济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就是歧视,就是排斥,就是隔离,注定了多数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为失败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下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是官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教育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医疗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收费化的同义词,不过是官家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竞争,但其上游何谈自由竞争?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唯有买房一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给,即土地供给则被捏得死死的,房地产市场的命脉完全卡在权力手中,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全拜官家之赐,与自由市场何干?又何止这三座大山。几乎每个部门、每个利益集团都成了天价收费站,横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个关头,实际上都有一座大山。它们统统是权力之山,而决非自由竞争之山。其最终结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国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中国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既有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来自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右翼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尴尬。官家市场经济一日不休,自由市场经济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最终的结果将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化被民众一概否定,一概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将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老左派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想不做官家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就必须遏止官家市场经济,这点上,我们已别无选择。

吴敬琏们的尴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气候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敬琏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坦白地说,吴敬琏们的失误也是明显的,这些失误往往加剧了民众的误解,恶化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茅于轼最近引爆的穷富之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本来,普通劳动者属于生产集团,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私营中小企业主也属于生产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中小企业主跟普通劳动者相辅相成,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如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已经指出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才是民族经济的主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恰恰是这个生产集团,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固然收入微薄,私营中小企业主所得其实也很有限。通常认为私营企业主就是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但如保育钧先生所说,这不过是舆论误导的结果,“私营企业主没几个大款,亿万富翁撑死了不到总人数的1%。”但成本却很高,“他们在苦苦挣扎”。而他们之苦苦挣扎,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恣意侵犯,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不能不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富人就是这样的私营中小企业主,那么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缺陷,他们所分得的社会财富,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的微薄收入一样,都是打拼所得,而非不当得利。这点上,他们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如果说,富人主要不是这批私营中小企业主,而是私企上层,那么他们多数已步入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因权致富。私企上层尚且如是,至于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主体的权贵,当然更如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往往被他们垄断,他们就成了当下中国最富有的群体。

生产集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他们得到的社会财富最少;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瓜分的社会财富反而最多。这才是最大的两极分化,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最大的两极分化,根源则在于生产集团不能制约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源在于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生产集团的盘剥和掠夺,根源在于权利上过度的两极分化。就此来说,官家市场经济跟传统的计划经济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生产集团,都是以权力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要素。

正是在这点上,自由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是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得到充分尊重的经济制度。而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就是非生产集团活动的边界,非生产集团绝不敢越界。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产集团的主导权。权力被权利所扼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不起决定作用。既没有权力红利可言,要致富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做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自不难最大限度地涌流。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就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而他们受尽了权力的压制,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为富人说话”如果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何错之有?这其实主要是对权力说话,是对整个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说话,是抗议他们对生产集团的压制和盘剥,而为生产集团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为整个生产集团说话,其中就包括了为穷人说话。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家市场经济博弈这个历史长剧的一个分镜头而已。

茅于轼有着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足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历经磨难。而他出于研究需要,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做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穷人”这些已经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不仅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就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只是生产集团跟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只是一个自由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加剧穷富之争,客观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绪,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用心虽好,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国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

——拟发《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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