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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日志

 
 
 
 

窑奴事件,知识界再次失语  

2007-07-08 10:20:35|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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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轰轰烈烈的揭幕形成鲜明映照的是,山西窑奴事件的落幕似乎过于冷清。闹了半天,被告不过寥寥几人而已。这就是出警数万人次、这就是地毯式搜查的结果?罪恶的深重人所共知,而罪与惩竟如此不成比例,令人浩叹。

但是,这又几乎是必然的。显而易见,地方当局本身就是当事一方,本身就是罪错方。靠地方当局来主持公道,岂非缘木求鱼?

地方当局是靠不住的,这本来就不言而喻。但即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走到今天这样搞笑的地步不可。因为,如果存在足够的社会制约,地方当局未必就能一手遮天。事实上,从一开始,地方当局就一直不得不与社会力量苦苦角力,并屡屡败阵。地方当局先是打算丧事当喜事办,用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办法来度过这场劫难,但被公共舆论的狂潮顶了回去;接下来又想淡化处理,试图把明显的刑事犯罪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和劳资纠纷,但仍然被公共舆论顶了回去。

这就是说,在受害方和罪错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第三方。受害方处于社会最底层,本来毫无自卫能力,根本不可能抵挡罪错方的恣意侵犯。但窑奴事件之丑恶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最大限度地激起了公愤,这种最大限度的公愤体现为公共舆论,一直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一直在最大限度地纠偏。地方当局的意图之所以一直不能得逞,仅仅因为这个第三方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毫无疑问,地方当局将如履平地。

但是,公共舆论毕竟是散漫的,仅仅依靠这种散漫的力量是难以持久的。公共舆论最多起一个狙击作用。毕竟,普罗大众还要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公共事件上。时间长了,他们也不能不疲劳的,也不能不从舆论的高地上无奈地退下阵来。而黑窑事件的舆论压力能够持续至今,持续整整一个月之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在普罗大众来说其实已经严重的超负荷了。

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期待。我期待什么呢?我很清楚单靠公共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后继的力量,需要专业的力量跟上来。那就是整个知识界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我失望了。

当地方当局打算丧事当喜事办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指望知识界,我相信公共舆论足够了。而媒体确实很尽职,狙击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但是接下来,当地方当局打算淡化处理时,这时我开始担心了,我曾经跟相关的朋友交换过意见,希望听到第三种声音,专业的声音。法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经济学家应该站出来,通过独立的田野调查,向社会报告事件真相;而且应该通过独立的听证会,向社会报告专业人士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但是,我的这些意见没有任何结果。事件性质到底如何认定,这个本来主要不属于公共舆论的任务——因为公共舆论在这点上并不专业——最终还是只能靠公共舆论来扛。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尽管罪恶的深重、罪恶的普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不争的事实却不能上升为法律事实,对判决几乎不起作用。这不能不归结为整个知识界的失职。

最后,当事件走入法律程序,在受害方最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悲哀的发现,我们的知识界依然处于不作为状态,除了陕西、甘肃等个别地区的律师表态愿意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平时那么高调的北京律师,作为中国律师界主力的北京律师到哪去了?于是一如我们已知的,“给多少赔偿都可以,但我们无力打官司”,便成了多数受害者的心声。法庭开庭了,被告席上几乎空空荡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那么残忍的窑奴事件,知识界竟然都无动于衷么?也不尽然。事发之初,某报评论版向人文学者组稿,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以窑奴事件为主题,差点搞成一个窑奴专号。应该承认,作为个人,人文学者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失职,冲锋陷阵者不乏其人。至于经济学者,情况比较复杂。就我所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非常义愤的。但他们大多有两个缺陷,其一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即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使他们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用经济学来解说。其次是他们习惯于专业表达,小众表达,但他们从来不擅长公共表达,不擅长与公众沟通,甚至往往在很多时候不屑于。于是,尽管他们满腔怒火,但都只能关起门来一个人生闷气。

这次最令我失望的,是法学界的集体失语。当然不单是这次,自重庆牛钉事件以来,法学界的表现每次都让我失望。据说,中国的经济学显学时代正在过去,中国正在进入法政时代,中国知识界,中国思想界应该是法学家唱主角、律师唱主角了。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时代的到来。但现在看来,还是高兴的太早。的确,公民权利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时代主题。但公民权利的争取主要的还是只能靠大众自己,我们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我们的法学精英,至少暂时是帮不上多少忙的。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当教授的在忙课题,当律师的在忙名利双收或无大利但可暴得大名的官司。他们都忙于争夺生存资源,他们实在无暇向远处多看那么一眼,实在无暇关注自己同胞的苦难。

窑奴事件凸现了中国知识界组织力的匮乏,凸现了中国知识界应对公共危机的无能。这是中国民众的悲哀。他们不仅是被上苍抛弃的一群,而且也是被自己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法学精英冷落的一群。在权力的利维坦面前,他们往往只能无助,往往只能靠自己。他们的出埃及之路因此会特别艰难,特别漫长。但这决不只是民众的悲哀,它应该更是知识精英的悲哀。以一颗平常心,作为一个平常人去直面苦难,跟自己的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挣扎,这是知识精英实现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拒绝走这条路,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精英未来的命运也就是不可测度的。

——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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