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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权力”是关键  

2007-05-02 21:50:22|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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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权力”是关键


    在海内外舆论的热切关注中,接替刚刚去职的龙新民,柳斌杰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据《新闻出版报》近日报道,在就职演讲中,柳先生强调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以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柳先生的这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

    不能不承认,权力和智慧的关系,是我们以往较少正视的。人都有弱点,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权力就高高在上,就颐指气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谦卑和敬畏。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如此,但在有效的制衡机制起作用之前,这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趋向。似乎有了权力就不需要尊重人性,就不需要体贴人心,这种权力的傲慢,会最大限度地减低权力运行中的智慧含量。而如果权力的运行缺乏智慧含量,它就只是一种蛮力,就不免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会成问题,就很难不被质疑和抵制。

    总之,权力与智慧的关系,往往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应该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悲悯的情怀,保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种“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才有可能抵挡权力对自己的腐蚀。

    这就是说,越是有权力,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需要放低身段,这是政治社会学的一般通则。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这个通则尤其值得重视。新闻出版是一种精神活动,直接关涉人的心灵。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心灵活动是大千世界中最丰富,最细腻,也最敏感的领域,它天然地需要真实的表达,需要奔放的想象,需要自由的驰骋;需要突破束缚,需要打破常规,需要不同凡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身体的住所尚且如此神圣,心灵的住所、精神的住所当然更神圣。如果横加干预,精神创造的夭折,心灵泉水的枯竭就是必不可免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著名艺术家赵丹临终前的这个痛切呼吁,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为什么要少用权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权力不是万能的,在精神世界尤其不是万能的,无须那么剽悍,那么神勇,那么无往不前。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关键就在于少用权力。如果有程序的限定,有事后的问责,即便拥有权力也不能轻易使用权力,这就会迫使当事官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含量。他们就不能不关切人心的冷暖寒暑,洞明世事的千变万化;他们就不能不谦卑而体贴,有所敬畏,知所进退。

    柳斌杰先生的讲话,某种意义上突显了权力的自觉。但权力的节制仅靠权力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部世界历史早就证明,通过纵横交错的分权,形成健全的制衡机制,才是约束权力的正途。在思想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把思想成果落到实处,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公众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新闻出版领域充分享受政治智慧的阳光,已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然,权力的节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说人的心灵需要自治,那么现实世界在保障自由的同时,无疑也需要秩序。在利益冲突中以超然的立场平衡各方力量,使强者不至于无所忌惮,使弱者不至于无告,给社会提供公正的秩序,这是公权力的责任,也是人们需要公权力的根本理由。不该出手时出手固然不当,该出手时不出手,眼看着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不断吞噬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作壁上观,甚至不惜偏帮特殊利益集团,则无异于背叛。智慧的权力因此不仅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我们期待着清醒的权力,也期待着果敢的权力,也就是负责任的权力。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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