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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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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刊:举国体制的竞技教育可以休矣  

2006-07-10 02:05: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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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举国体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举国体制的最根本的弊端,倒不在经济上的耗费,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用高达七百万人民币换取一个金牌。这种举国体制的最根本的弊端,惟在于对生命和健康的耗费。一个运动员往往从年幼时就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某个项目,实际上是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健康作为赌资,投入到一场漫长的、命运莫测的赌博当中。而他成功的几率,往往不过几十分之一乃至几百分之一。譬如体操,同时投入该项目的专业运动员,在全国范围应有数千之众,但这数千人中,最后能攀上成功顶峰的,即能拿到全国冠亚军和世界冠亚军的,至多不过数十人而已。其他人都是失意者、失败者。这些失意者、失败者几十年的拼搏,本质上不过是为数十个冠亚军陪练而已。陪练一旦走到尽头,他们除了浑身伤病,还能落得什么?除了几乎已经无用的体操技能,还能做什么?他们的青春和健康是他们的全部本钱,这笔本钱一旦挥霍干净,他们就差不多一无所有了,后半生就不能不愁云密布。而不是像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因为只把体育视为业余爱好,并没有投入自己全部的青春和健康,往往在体育这一业余爱好之外,另有专长。所以体育上的尝试一旦失败,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全部失败,而是另有人生支点。

体育举国体制的这种残酷、这种非人性,是其最大弊端。经济上的耗费不是最可怕的,这里亏了钱可以从那里找回来。生命和健康则不然,其耗费根本就无可挽回,所以生命和健康的耗费才是最可怕的耗费,生命和健康成本才是体育举国体制最大的成本。

但即便如此,体育举国体制的社会危害仍然是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竞技体育由于专业性太强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注定其从业者只能是国民中很小的一部分,体育举国体制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并不算多。倘若不是这样,而是把竞技体育扩张到全社会,问题就会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人都不免深受其害而致身心俱残。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

但竞技体育没有做到的事,一定程度上教育做到了。这正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也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

应试教育本质上就是举国体制的竞技教育,只不过所竞之技并非四肢之技而是智能之技。跟竞技体育一样,竞技教育是淘汰赛,是迫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出局的淘汰赛,是不断地制造失意者、失败者的淘汰赛,是一个人的成功必须以几个同龄人乃至几十几百个同龄人的失败为代价的淘汰赛,是一场典型的零和游戏。需不需要从事竞技体育人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但需不需要读书、需不需要接受教育,人们却毫无选择余地。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都被迫从幼年起就加入到智能竞技中,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别无选择。人生就这样蜕变为一场残酷的战争,一场从幼年就开始的残酷的丛林战争。

这样残酷的丛林战争导致的生命和健康的巨大耗费,是无法估量的。既然是智能竞技,而且是只允许极少数人获胜而要击败绝大多数人的智能竞技,其愈趋刁钻,也就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刁钻成了考试的秘诀,并以此引导着、主宰着全部的学习过程。便有了这样奇特的景观:在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度,在我们这个国民科学素养并不高的国度,我们的中小学生各科学习内容之尖端之艰深,竟然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中小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远远超越了孩子们智力发育和生命节律的正常幅度。而且这种尖端和艰深还在不断升级,以致于八十年代的尖子生往往对九十年代普通教材的练习题束手无策,九十年代的尖子生则往往对当下普通教材的练习题束手无策。孩子一旦到了高中阶段,绝大多数曾经是好成绩的家长根本无力指导孩子的学习。其实那些尖端和艰深的内容,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并非人生必需,纵然怎样熟练地掌握,因其与日常生活毫无干系而无从运用,往往至多三五年后就忘个精光。用于学习那些尖端和艰深的内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大多是白白耗费了。那些尖端和艰深的内容既无助于绝大多数孩子的个人成长,也并未从总体上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基本上归于无用。尽管如此,其于竞技教育却是必不可少,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尖端和艰深,则根本不可能击败绝大多数参赛者,而让极少数尖子生脱颖而出。于是,为了极少数尖子生的成功,只好牺牲绝大多数普通学生。上亿中小学生年复一年地为极少数尖子生陪练,这方面的时间耗费、精力耗费和健康耗费,该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

时间耗费、精力耗费和健康耗费本质上都是生命磨损,其结果不能不是生命质量的急剧下降。笔者从小就是所谓好成绩;而且笔者读中小学时,相对当下来说竞争还不算太残酷,压力不算太大;纵然如此,人到中年之后,考试噩梦仍常常于午夜叩临,总是不时梦见某堂考试自己全然失败,以致惊恐莫名。这种儿时经历导致的心理隐疾,相信不是笔者独有。现在的孩子,这方面当然更不堪言了。由于人生出口的单一,每个人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竞技教育原本就以淘汰绝大多数人为宗旨,绝大多数人本来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就必然导致强烈的压迫感、焦虑感、恐惧感。现在的孩子累,不单是因为学业重,更重要的是心理负担重,更重要的是心累。我们的童年曾经如此简单而匮乏,以致假如能有一支小木枪,就足够快乐好几天了。现在的孩子不然,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供给已经极大地丰富,他们有形形色色的饮料和零食,他们有三维立体动画,他们有MP3,他们有网络游戏,他们有美国大片,他们甚至可以周游列国。按理他们应该比我们的童年快乐得多幸福得多,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个中缘由,无非是竞技教育的无边阴影,遮蔽了他们童年的春风和阳光;他们尚不解人世,就已经被驱赶到了角斗场中,很少机会也很少心情欣赏人生的神秘和美丽了。

这可以说是竞技教育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过,它不是提升而是减少了孩子们的快乐和幸福的总量。首先是败坏学习美感。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应该首先教会人们热爱学习。而要人们热爱学习,首先必须让学习具有美感,即让人们切身体验到学习的有用、学习的乐趣。这样人们才会亲近学习。而如前所述,那种本来就以淘汰绝大多数孩子为目的的学习,因此注定以绝大多数孩子为敌,注定要刁难、注定要折磨绝大多数孩子的学习,怎么可能具有美感呢?怎么可能让孩子们亲近呢?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竞技教育败坏了生命美感。一方面,竞技教育必然伴生的强烈的压迫感、焦虑感、恐惧感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孩子们精神生态的平衡;另一方面,零和游戏你死我活的丛林特质,尤其使孩子们难于建立平等、互助、互信、双赢的人际关系,而只看到狰狞、诡异、冷酷的一面。生命美感建立于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之上,幸福和快乐则主要来自人性的温暖、人的可爱。如果从小就只有残酷的角斗而难于体验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可爱,孩子们就失去了生命美感的泉源,不能不在精神的荒漠上孤独地流浪。没有美感的生命当然是无趣的乃至是丑陋的,这样无趣乃至是丑陋的生命是很难让人留恋的。为什么随着竞技教育的加剧,越来越多本来应该是风华正茂的孩子,却偏偏选择了自杀甚至是杀人,于此不难得到解释。教育本来应该教会人们热爱生命;竞技教育却相反,它像败坏美食家的味觉一样地败坏着孩子们的生命美感,使相当一部分孩子因此丧失生命的动力和生命的兴趣。竞技教育发展到如此偏执的地步,难道还不足以使人惊醒吗?

如果说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使人不单头脑简单而且浑身伤病,举国体制的竞技教育则如慢性毒药,尤其戕害着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已经这样放言:

儿童是应该快乐的,而现在中国的儿童是非常痛苦。固然有许多人才是从痛苦中长大起来,但是成人的责任是应该把社会改造得好一点,使未成熟的儿童少吃点苦,多享点福。我们应该负起责任来,敲碎儿童的地狱,建立儿童的天堂。不够,我们应该引导儿童把地狱敲碎,让他们自己创造出天堂来。(《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 1944年12月16日重庆《大公报》)

半个多世纪过去,陶行知先生的憧憬依然是海市蜃楼,我们应该为此深感惭愧。增加孩子们的快乐总量,提升孩子们的生命美感,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幸福成长,既是我们作为父亲对于孩子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公民对于自己民族的责任。而要履行这样的责任,当从突破竞技教育的藩篱始。

那么怎样突破竞技教育的藩篱呢?同样是陶行知先生,对此有过这样生动的提示:

五年前的春天,我在南京。有一天下午,出门办事,回到城门口,已是五时光景,挤不进去,待要转身,又退不出。我是挤在人山人海之中,寸步难移。仔细观察,知道是下乡的城里人要从这里进城,进城的乡下人也要从这里出城,两不相让,实在也无从让起,就在这里挤住了。从城门洞的这边钻进城门洞的那边,费了一小时,挤得我满头大汗!
 
这不是一幅中国教育出路的缩影吗?是的,有点像。他之要求大口出路与多口出路,简直是和南门走路的人的心理一样。但是也有一点儿不同,南京南门之拥挤只是几小时的痛苦,等到乡下人出了城,城里人进了城,各人回家与妻子儿女吃晚饭,便好像没有这回事了。如果您想一想,那从南门进出的人们不是几千人,而是继长增高、源源不绝的来到这个惟一的小洞里要求通过,您便可以得到中国教育出路的一个比较正确的影子。您别想他们当天晚上能够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和家人团圆。也许有几位飞腿,可以赶上前回家去过舒服生活,或是跑到城楼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看底下蚂蚁式的人群自相蹂躏。但这必定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必是拥挤在那儿求活不能,求死不得。(《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1931年9月《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

拥堵的成因很清楚,无非在人山人海竟只有唯一的小洞可以通过。解决的根本办法,只能是尽可能拓展“大口出路与多口出路”,即尽可能地丰富可供选择的人生路向。这是人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越来越社会化、市场化,相应地要求教育开放。正如民办教育家任靖玺先生指出的,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既然是企业、是社会在主导就业,教育权力之回归企业、回归社会,由企业、由社会来主导教育标准的制定,来主导整个教育过程,使教育充分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也就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辩。教育领域的高度集权体制、高度计划体制则与此南辕北辙——正是教育领域的高度集权体制、高度计划体制人为地制造了受教育者人生路向的单一,从而人为地制造了教育资源的紧缺,人为地制造了竞技教育的沃土,人为地制造了教育领域的寻租空间,人为地制造了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和教育领域的腐败。教育领域的高度集权体制、高度计划体制已经构成中国教育的总病根。因此,欲突破竞技教育的藩篱而置教育领域的高度集权体制、高度计划体制于不问,将是不可设想的。必须教育开放,必须教育权回归企业、回归社会,才可能实现教育的差异化和特质化,才可能实现人的发展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在多元竞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态势下,教育行业的暴利趋向才可能得到有效遏止,人们为教育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尤其是生命成本才可能减至最小而获益才可能趋于最大,让孩子们自己创造出天堂来这个跨世纪的梦想,也才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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