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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笑蜀

 
 
 

日志

 
 
 
 

旧文新刊 :教人做常人  

2006-06-27 02:05: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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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现实的暗淡呢?这是一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几个小时。我坚持后一种主张,因为我坚信,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只是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必须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我的朋友则坚持前一种主张。他说,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如是,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我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做具体分析。我举了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浙江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不只遭到本院排挤,甚至遭到全省同行的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回美国就业。我说,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具体到那位浙江医生,拒收红包其实不是他的唯一选择。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慈善组织,我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道德上比较低层次但代价最小的选择,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收红包,比如只收富人的,权贵的,但绝对不受穷人的,弱势的,这样处理比较地无耻但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我说,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高尚的后果、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回旋空间。
  
但我的朋友对我的这番分析根本就嗤之以鼻,因为他无法想象,难道高校老师可以对他的学生说,因为有那个浙江医生的前车之鉴,所以如果你们碰到红包最好收下吗?这难道不是把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变成可以收红包的教育?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道德教育,其实是不道德的教育,是堕落的教育,是教学生无耻的教育。
 
直到咖啡屋打烊,争执双方仍无一方稍稍退步。最后,我那位朋友语带讥讽地恭喜我终于跟上时代步伐,接着独自一人跨上的士,大义凛然地绝尘而去。留下我在夜色中发呆:考,看他那痛心疾首的样子,难道真如他暗喻的,在下已然堕落?一时之间不禁有些惊惶。

深夜辗转反侧,实在想不起来多少在下堕落的鲜活案例。虽然在下对收红包持部分同情的立场,但自己倒从没有给谁送给红包,也从没有收过红包。在下为之申辩的现象,其实与在下并无干系。说难听点,纯粹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此于心稍安。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到底应该追求至纯至美,还是应该兼顾现实?换句话说,高等学校到底是只培养道德精英,即那位朋友所称的精神贵族;还是在培养道德精英的同时也培养常人?高等学校到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公共话题。而公共话题不可能在两三人的口舌之争中尘埃落定,窃以为确有公开讨论的必要。
 
那天晚上的讨论,笔者是意犹未尽。在此不妨补充申言如下:

高等教育之所以高等,当然主要是因为它以培养精英为主要使命。但是很遗憾,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红尘滚滚,师资道德水准并不比市井小民的道德水准高多少。而且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随着大学扩招,跨进大学校门的也大多是常人。至纯至美的道德教育,因此根本就是当今大学校园不能承受之重,不具备可操作性。高等教育已经从所谓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精英的道德教育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别。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不应该是刚性的,而应该有一定弹性;不应该高不可攀,而应该比较地平易;不应该过于严酷,而应该比较地宽容;总之是不应该不近人情,而应该比较地有人情味。一言以蔽之,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是教人入世的教育,是教人做常人的教育,而不是教人出世的教育,不是教人做神做仙的教育。必须是培养常人的道德教育,才能为常人所接受,才有普适性,才能在社会中扎根。

常人的道德教育不是教人固执最高纲领,而是教人坚守最低纲领;不是追求最好,而是选择最不坏;不是不顾一切,而是要计算成本跟收益。在道德理想主义者看来,这不免令人扼腕。但笔者却以为,这其实是最可行、因此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道德教育。须知,能捞一百决不捞九十九,竭泽而渔,不择手段;只管今日,不问将来;根本就没有顾忌,没有敬畏,没有底线。当世风普遍如此之时,有所顾忌,有所敬畏,有所保留,适可而止,能少伤害一人就少伤害一人,能少做一件亏心事就少做一件亏心事,这样的常人已属难能可贵。如果这样的常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主流,我们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就算提升不小了,困扰我们的主要社会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这已经是善莫大焉!

诚然,精英谁都渴望,但当今之世,造就精英实在可遇不可求;一个民族的未来,不能寄托于可遇不可求之途,而只能寄托于切实可循之途,切实可循之途惟在培养常人。如果汪洋已被全面污染,能够改善水质、拯救汪洋的不是纯净水,纯净水固然可贵,但那不是一般的贵而是太过昂贵,因此能够生产出来的太少,涓滴之于汪洋,形同于无。能够改善水质、拯救汪洋的只能含有杂质但总体上讲还比较清洁的普通淡水。

对道德理想主义,我始终抱有崇敬之心。但我始终认为,凡事不能极端,道德理想主义如果过于极端,必然走向道德的反面,即走向道德恐怖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反复证明,道德恐怖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吃人。生命价值是最高价值,道德价值如果不是服从于生命价值这个最高价值,而是独立于生命价值之外,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这种道德价值就必然是反人性的价值,反道德的价值。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仅仅出于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降低道德标准,向现实做最低限度的让步,最低限度的妥协,如此选择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最重要的不是一点错误不犯,一点小恶不为,一般来说这根本就做不到,因此不能设定为人生目标。最重要的只是明耻,最重要的只是忏悔。只要能够永远明耻,只要能够永远忏悔,错误就绝对是有限度的,为恶就绝对是有止境的,人生和社会,就绝对是可以获救的。

总之,最重要的是基本道德,而不是最高道德。当今之世,最缺的恰恰就是基本道德。高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让学生坚守基本道德,至于是否追求最高道德,那是学生的个人自由,跟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让学生了解这样的逻辑:道德理想是必须追求的;追求道德理想是有风险的;追求道德理想的路径存在多种选择;即便矢志追求最高风险的最高道德,也不能不顾一切,也必须讲究道德智慧,最大限度地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陷阱和暗礁。换言之,不仅要做一个善者,还要做一个智者。要在保持道德理想的同时,学会跟现实沟通,跟现实博奕。不如是而一味沉迷于道德理想主义,所谓道德教育就只能是“空军”,只能飞扬在高高的云天之上而永远无从着陆。
 
原载2005年1月2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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